第五百六十五章 百姓日用方是道
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听不进去一点意见的独裁者,否则的话,林辅成这种整日里对着朝政指指点点的人,早就被人给封喉了,哪里轮得到他喋喋不休?
林辅成一直十分谨慎的在红线的边缘徘徊。
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
你人不在那个位置上,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,指出问题当然可以,但是你非要对具体的政令做出规划,那可以走科举仕途的路线,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位置。
一如张居正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那般,对国朝的命运做出规划来。
张居正这么一个鲜活的例子在这里摆着。
朱翊钧最后看了一眼李贽,这次入京看起来对他打击还是蛮大的,整个人都有点失魂落魄的感觉。
一个纨绔公子,把他李贽喷的哑口无言,让李贽有点怀疑人生,他觉得京堂果然是卧虎藏龙!
黄公子、王公子那是一般人?一个背靠大将军府、一个背靠次辅刑部尚书父亲,那都不是一般人,而且这二位能言善辩,也是京师人人皆知之事,能舌战群儒而不弱于下风,在多次聚谈中出尽了风头的林辅成,都不是黄公子的对手。
黄公子哪里是什么纨绔子弟,分明就是勇士挑战大魔王的那个魔王本身,魔王不仅不呆在宫里,不设立各种层层级级的挑战,让勇士在挑战的路上获得战友、装备,而是直接堵在新手村门前大杀四方,那自然是百战不殆了,也多少有点不讲武德。
“把这个李贽的过往查一下,送到宫中来。”朱翊钧对着缇帅赵梦佑交待了一下,一天,大明皇帝要知道这个李贽的全部信息,三分钟那就有点太难为人了。
赵梦佑领命,交待给了提刑千户,李贽这样的山人,还轮不到赵梦佑亲自出马。
李贽、林辅成这类的自由派出现非常正常,因为大明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尤其是以五大市舶司为主,林辅成是松江府人,李贽是泉州人,他们都在开海的最前沿,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中,思考大明应当何去何从。
国朝经济结构在变化,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,社会就会向转型迈进,这转型的时间里,大明上下都在思考制度的改变,大思辨的浪潮中,一定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,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。
李贽听闻了京师的聚谈之风,不来才怪。
这种没有任何底线,没有任何规则的聚谈其实非常危险,会撕裂整个大明的各个集体,而后围绕着各种主张争斗不止,而自由派是最先涌现的,因为他们的胆子最大,最是没有约束,最是追求打破陈规旧俗,最是敢于质疑,并且敢于表达。
朱翊钧看热闹,甚至亲自下场把勇士们堵在了新手村,其实是在立规矩,规矩就是你发现问题、表达意见可以,但不可以对政策指手画脚,以一种我绝对正确的姿态攻击朝堂的政令,并且做出进一步让大明局势恶化的行径。
以李贽的这次聚谈主张为例,他抛出了一个暴论,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,而后不停的鼓噪这种暴论,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,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,最后成为一股影响朝廷政令的合力。
没有代表就不纳税,那朝中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,穷民苦力就不必纳税了,这看起来非常的美好,但是张冠李戴、冒名顶替,那些个阶级在穷民苦力之上的人,就会把穷民苦力的定义抢走,因为没有规矩,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向下朘剥。
这在大明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,不是朱翊钧在杞人忧天,大明国初,在各府设有大量的养济院,还有官舍,用来安置走投无路的游民度过严冬,但是这些养济院,这些官舍,都被一些人给占据了,他们明明掌握了大量的资源,却仍要贪图穷民苦力那点活命的粮食,断绝他们最后的希望。
朱翊钧回到了宫里,李贽的个人履历已经摆在了朱翊钧的御案之前,李贽在入京前的写的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。
李贽已经不年轻了,嘉靖六年出生,现年已经五十六岁了,也就比张居正小两岁而已,五十六岁的他是一个山人,而张居正在十一年前,四十七岁的时候,就已经是帝国首辅了。
李贽和张居正都是大明的读书人,他们都走进了科举这个舞台,李贽在二十二岁才成为秀才,二十六岁成为了举人,但李贽没有考中进士,和海瑞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谕,李贽任教谕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,到万历九年,在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。
“先做官,后做和尚,也没什么稀奇的。”朱翊钧看着李贽的生平,发现相比较海瑞抬着棺材上谏的骨鲠,张居正以丞相摄政试图挽天倾相比,李贽为官的政绩,并不突出,不是不突出,是籍籍无名之辈,几年考评都算不上太好。
站在朱翊钧皇帝的立场上去看,李贽没能在官场上卷上来。
从云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后,李贽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,耿定向非常不喜欢李贽的离经叛道,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后,李贽搬到了麻城,而后回到了泉州,再从泉州来到了京师。
京师聚谈之风极盛,李贽入京聚谈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张,属于他李贽的自由论。
在十二岁的时候,李贽就开始批评孔子了,或者说李贽从来就是那种不怎么愿意被规矩束缚的人。
他这种人在官场上不讨喜,因为官场是个规矩大于天的地方,不守规矩只能闭门自若的李贽仕途自然不顺。
“老农老圃论。”朱翊钧看到了李贽十二岁时候评价孔子的话。
老农老圃,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。
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种地,孔子说:我不如老农;樊迟再请学如何种菜,孔子说:我不如菜农;
等到樊迟离开后,孔子对弟子们说:小人哉,樊须也!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,焉用稼?
樊迟小人,上位者好礼,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,上好道义,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;上好成行,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,只要用礼义信,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,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?
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,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,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。
‘贤者与民并耕’是农学许行的主张,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。
在孔孟之道中,礼大于一切,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,在祭祀春神的时候,推一下犁,意思意思就行了,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。
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,当初没闹出乱子来,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,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,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,送到了皇帝面前。
但十年后的今天,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,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,得到了广泛的种植,与此同时,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,甘蔗、橡胶树、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,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。
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,大明的女校织院,就是中原有史以来,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,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。
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,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。
一个会种地的皇帝,是不是农户,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?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,需要向皇帝解释,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负责。
朱翊钧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,他十岁开始就种地,每年都要亲事农桑,而且还亲自去过岗漠地上,看到了大明农户的勤劳和无奈,林辅成指着保定府骂皇帝无能这种事,朱翊钧作为最终审稿人都忍了林辅成,让他骂,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好过一点吗?
诏废贱奴籍,仁极至功德,乡野田亩间,遍是苦命人;
皇帝圣旨废除了贱奴籍,朝中的士大夫们都在歌功颂德,这自然是仁政,但是乡野田地之间,仍然都是苦命的人,大明皇帝的圣旨,就跟放了个屁一样,什么用都没有。
这是在否定朱翊钧的努力,甚至是指责朱翊钧无能,你一个堂堂皇帝,下了圣旨都没什么用,不是无能是什么?朱翊钧也只是把这首酸词删除了,但整篇文章保留了,整篇文章,都是批评皇帝的政令没有得到贯彻。
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皇帝,是有资格代表穷民苦力的,宁愿挨骂,也愿意让百姓们的生活变好一些。
李贽在十二岁批评孔子,多少有点童言无忌,李贽在十二岁就问:不研究怎么种地,他孔夫子吃什么喝什么?
李贽是个很不守规矩的人,所以他和八股文天生绝缘,用李贽自己的话说就是‘吾不能契朱夫子深心,因自怪,欲弃置不事’,我这个人比较怪,无法契合朱熹那一套,就只能放弃不事了。
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很喜欢,李贽,贱儒一生之敌,相比较之下,朝中对贱儒的批评就显得十分温和了,朱翊钧的批评都显得温和。
李贽连孔夫子都骂,那孟子、朱程理学,在李贽的笔下,根本就是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垃圾。
“按着李贽的说法,就该立刻再来一次焚书坑儒。”朱翊钧看着李贽的文章,乐呵呵的对着冯保说道。
冯保探着身子看了看,颇为嫌弃的说道:“狂夫狂言,他说这些话的时候,还没有矛盾说呢,把儒家经典都焚毁了,把儒生都坑杀了,用什么啊?他说的好听,就这些个民间狂夫,素来如此,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,指手画脚最是惹人厌烦。”
“先生和陛下共作矛盾说,才算是有了能替换用的东西,这不得慢慢才能有效果吗?真照着他说的办,那才是天下大乱,就跟人要穿衣服一样,把衣服烧了,又没有新衣服,穿什么?”
冯保对这种狂夫一点都不喜欢,甚至包括林辅成,吃陛下的喝陛下的,托庇于陛下,反过来阴阳怪气陛下,什么东西!
要不是陛下拦着,林辅成早就倒大霉了,东厂那些番子也不是白吃皇粮的。
“挺好的。”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还是很喜欢的,他就不该抛出暴论,把这些年他写的那些文集整理一下,刊印发行,也能成为京堂笔正里的中流砥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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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
你人不在那个位置上,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,指出问题当然可以,但是你非要对具体的政令做出规划,那可以走科举仕途的路线,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位置。
一如张居正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那般,对国朝的命运做出规划来。
张居正这么一个鲜活的例子在这里摆着。
朱翊钧最后看了一眼李贽,这次入京看起来对他打击还是蛮大的,整个人都有点失魂落魄的感觉。
一个纨绔公子,把他李贽喷的哑口无言,让李贽有点怀疑人生,他觉得京堂果然是卧虎藏龙!
黄公子、王公子那是一般人?一个背靠大将军府、一个背靠次辅刑部尚书父亲,那都不是一般人,而且这二位能言善辩,也是京师人人皆知之事,能舌战群儒而不弱于下风,在多次聚谈中出尽了风头的林辅成,都不是黄公子的对手。
黄公子哪里是什么纨绔子弟,分明就是勇士挑战大魔王的那个魔王本身,魔王不仅不呆在宫里,不设立各种层层级级的挑战,让勇士在挑战的路上获得战友、装备,而是直接堵在新手村门前大杀四方,那自然是百战不殆了,也多少有点不讲武德。
“把这个李贽的过往查一下,送到宫中来。”朱翊钧对着缇帅赵梦佑交待了一下,一天,大明皇帝要知道这个李贽的全部信息,三分钟那就有点太难为人了。
赵梦佑领命,交待给了提刑千户,李贽这样的山人,还轮不到赵梦佑亲自出马。
李贽、林辅成这类的自由派出现非常正常,因为大明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尤其是以五大市舶司为主,林辅成是松江府人,李贽是泉州人,他们都在开海的最前沿,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中,思考大明应当何去何从。
国朝经济结构在变化,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,社会就会向转型迈进,这转型的时间里,大明上下都在思考制度的改变,大思辨的浪潮中,一定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,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。
李贽听闻了京师的聚谈之风,不来才怪。
这种没有任何底线,没有任何规则的聚谈其实非常危险,会撕裂整个大明的各个集体,而后围绕着各种主张争斗不止,而自由派是最先涌现的,因为他们的胆子最大,最是没有约束,最是追求打破陈规旧俗,最是敢于质疑,并且敢于表达。
朱翊钧看热闹,甚至亲自下场把勇士们堵在了新手村,其实是在立规矩,规矩就是你发现问题、表达意见可以,但不可以对政策指手画脚,以一种我绝对正确的姿态攻击朝堂的政令,并且做出进一步让大明局势恶化的行径。
以李贽的这次聚谈主张为例,他抛出了一个暴论,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,而后不停的鼓噪这种暴论,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,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,最后成为一股影响朝廷政令的合力。
没有代表就不纳税,那朝中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,穷民苦力就不必纳税了,这看起来非常的美好,但是张冠李戴、冒名顶替,那些个阶级在穷民苦力之上的人,就会把穷民苦力的定义抢走,因为没有规矩,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向下朘剥。
这在大明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,不是朱翊钧在杞人忧天,大明国初,在各府设有大量的养济院,还有官舍,用来安置走投无路的游民度过严冬,但是这些养济院,这些官舍,都被一些人给占据了,他们明明掌握了大量的资源,却仍要贪图穷民苦力那点活命的粮食,断绝他们最后的希望。
朱翊钧回到了宫里,李贽的个人履历已经摆在了朱翊钧的御案之前,李贽在入京前的写的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。
李贽已经不年轻了,嘉靖六年出生,现年已经五十六岁了,也就比张居正小两岁而已,五十六岁的他是一个山人,而张居正在十一年前,四十七岁的时候,就已经是帝国首辅了。
李贽和张居正都是大明的读书人,他们都走进了科举这个舞台,李贽在二十二岁才成为秀才,二十六岁成为了举人,但李贽没有考中进士,和海瑞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谕,李贽任教谕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,到万历九年,在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。
“先做官,后做和尚,也没什么稀奇的。”朱翊钧看着李贽的生平,发现相比较海瑞抬着棺材上谏的骨鲠,张居正以丞相摄政试图挽天倾相比,李贽为官的政绩,并不突出,不是不突出,是籍籍无名之辈,几年考评都算不上太好。
站在朱翊钧皇帝的立场上去看,李贽没能在官场上卷上来。
从云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后,李贽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,耿定向非常不喜欢李贽的离经叛道,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后,李贽搬到了麻城,而后回到了泉州,再从泉州来到了京师。
京师聚谈之风极盛,李贽入京聚谈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张,属于他李贽的自由论。
在十二岁的时候,李贽就开始批评孔子了,或者说李贽从来就是那种不怎么愿意被规矩束缚的人。
他这种人在官场上不讨喜,因为官场是个规矩大于天的地方,不守规矩只能闭门自若的李贽仕途自然不顺。
“老农老圃论。”朱翊钧看到了李贽十二岁时候评价孔子的话。
老农老圃,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。
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种地,孔子说:我不如老农;樊迟再请学如何种菜,孔子说:我不如菜农;
等到樊迟离开后,孔子对弟子们说:小人哉,樊须也!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,焉用稼?
樊迟小人,上位者好礼,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,上好道义,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;上好成行,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,只要用礼义信,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,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?
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,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,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。
‘贤者与民并耕’是农学许行的主张,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。
在孔孟之道中,礼大于一切,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,在祭祀春神的时候,推一下犁,意思意思就行了,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。
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,当初没闹出乱子来,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,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,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,送到了皇帝面前。
但十年后的今天,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,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,得到了广泛的种植,与此同时,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,甘蔗、橡胶树、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,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。
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,大明的女校织院,就是中原有史以来,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,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。
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,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。
一个会种地的皇帝,是不是农户,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?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,需要向皇帝解释,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负责。
朱翊钧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,他十岁开始就种地,每年都要亲事农桑,而且还亲自去过岗漠地上,看到了大明农户的勤劳和无奈,林辅成指着保定府骂皇帝无能这种事,朱翊钧作为最终审稿人都忍了林辅成,让他骂,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好过一点吗?
诏废贱奴籍,仁极至功德,乡野田亩间,遍是苦命人;
皇帝圣旨废除了贱奴籍,朝中的士大夫们都在歌功颂德,这自然是仁政,但是乡野田地之间,仍然都是苦命的人,大明皇帝的圣旨,就跟放了个屁一样,什么用都没有。
这是在否定朱翊钧的努力,甚至是指责朱翊钧无能,你一个堂堂皇帝,下了圣旨都没什么用,不是无能是什么?朱翊钧也只是把这首酸词删除了,但整篇文章保留了,整篇文章,都是批评皇帝的政令没有得到贯彻。
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皇帝,是有资格代表穷民苦力的,宁愿挨骂,也愿意让百姓们的生活变好一些。
李贽在十二岁批评孔子,多少有点童言无忌,李贽在十二岁就问:不研究怎么种地,他孔夫子吃什么喝什么?
李贽是个很不守规矩的人,所以他和八股文天生绝缘,用李贽自己的话说就是‘吾不能契朱夫子深心,因自怪,欲弃置不事’,我这个人比较怪,无法契合朱熹那一套,就只能放弃不事了。
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很喜欢,李贽,贱儒一生之敌,相比较之下,朝中对贱儒的批评就显得十分温和了,朱翊钧的批评都显得温和。
李贽连孔夫子都骂,那孟子、朱程理学,在李贽的笔下,根本就是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垃圾。
“按着李贽的说法,就该立刻再来一次焚书坑儒。”朱翊钧看着李贽的文章,乐呵呵的对着冯保说道。
冯保探着身子看了看,颇为嫌弃的说道:“狂夫狂言,他说这些话的时候,还没有矛盾说呢,把儒家经典都焚毁了,把儒生都坑杀了,用什么啊?他说的好听,就这些个民间狂夫,素来如此,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,指手画脚最是惹人厌烦。”
“先生和陛下共作矛盾说,才算是有了能替换用的东西,这不得慢慢才能有效果吗?真照着他说的办,那才是天下大乱,就跟人要穿衣服一样,把衣服烧了,又没有新衣服,穿什么?”
冯保对这种狂夫一点都不喜欢,甚至包括林辅成,吃陛下的喝陛下的,托庇于陛下,反过来阴阳怪气陛下,什么东西!
要不是陛下拦着,林辅成早就倒大霉了,东厂那些番子也不是白吃皇粮的。
“挺好的。”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还是很喜欢的,他就不该抛出暴论,把这些年他写的那些文集整理一下,刊印发行,也能成为京堂笔正里的中流砥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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