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七十七章 漫不经心的炫耀
朕真的不务正业正文卷第二百七十七章漫不经心的炫耀“这枚假银币是怎么做出来的?”朱翊钧拿着手中的那个假的银币,打量了很久,这玩意儿有点怪,实在是太精美了,如果银币作假到这种地步,大明的钱法,这还没上路就得夭折。
“工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雕刻出来的。”王国光揭晓了谜题,不是轧印,是雕刻。
“原来如此,大司徒费心了。”朱翊钧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什么。
把王国光精心准备的入阁政治许诺的演说,用直觉给破坏了,怪不得王国光一脸绷不住的模样,精细设计败给了吝啬鬼的天赋异禀。
他真的不是故意的,只是对金银之物天然敏锐罢了。
王国光本来想用银币、银锭和假银锭来告诉大明皇帝,白银为何无法充当货币。
铅锡铜合金质地极硬,为了搞那么真的假银币,王国光费了天大的劲儿,要知道给铅锡铜印花真的太难太难了,他给皇帝呈送的根本不是印花,而是用的手工雕刻的手法,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做出来的。
制作这么一枚假银币的工本费,就远远超过了一两银子的价值。
结果到了皇帝手里没多久,就凭借不能言表的愉悦感给破解了,明明没什么差别,但是皇帝硬生生的感觉出来了,王国光去哪里说理去?
皇帝的天赋异禀打乱了王国光的叙事结构,但他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说明白了。
白银更加确切的说是银锭,不适合做为通用货币使用,因为不适合贸易的根本,交换。
白银太过于贵重,而且容易仿造,造假极多,充斥在市场上的假银锭阻碍了大明商品的交换,进而阻碍了大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蜕变的进程,而银币不会,因为真正的白银延展性极好,可以印花,制造出极为精美的银币,可以充分履行货币的职责。
这就是王国光从大明猪圈里的白银谈起,势要豪右、富商巨贾囤银子,不是主动而是被动,因为他们也不确信自己用货物一定能获得真金白银,索性直接埋进土里囤积起来,这是万历五年十二月,这个时候违约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,欺骗之后逃之夭夭,极难寻觅。
从最开始铸币的时候,户部、工部、内帑都不断的强调,铸币不精美,不如不铸币。
银币的防伪不是依靠它可以吹响,而是依靠它精美的花纹,因为其他金属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,不容易印花,就是比重相同,手感相同,但是因为延展性的缘故,精美的花纹才是它最大的防伪之处。
大明的铸币轧机用的是水力螺旋轧机,可以施加巨大的压力在银条上压出精美的花纹,想要达到这种效果,当下大明唯有朝廷有这种能力。
王国光也宣布了自己入阁的政治宣言,他要将大明的白银全都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,这样一来,一条鞭法才有施政的基础。
朱翊钧详细的听完了王国光的奏禀,对王国光的奏疏非常赞同,铸币的过程,大明可以收取铸币税。
铸币税,就是在铸币过程中的火耗,大明的银币的白银含量为九成,添加进去的铅锡铜就是利钱,如果大明狠狠心,可以往下降一点,甚至做成铅锡铜内芯,外面蒙皮,就看朝廷的财政状况了,朝廷财政状态良好,铸币的白银含量高,朝廷财政状态糜烂,那铸币的白银含量就低。
两宋用实践证明过,降低贵金属含量的铸币,完全是在自掘坟墓,因为货币的贵金属含量,在当下就是朝廷信誉的代表。
北宋时候,朝廷铸铜钱一年超过五十亿枚,到了末年的时候,宋徽宗赵佶,就让蔡京一步步的降低铜钱中铜的含量,增加铁的含量,后来干脆全部铸造铁钱,慢慢的连铁钱都不铸了,开始用钱引、交子对下收割,朝廷的信用开始破产。
这个信誉崩溃的过程有点像大明宝钞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的过程。
王国光说了很多铸币的好处,有规范样式、便于流通、大利商贸、利于大明小农经济蜕变、促进商业发展,要说货币的作用,王国光能三天三夜说不完,对于大明几近于糜烂的财经事务而言,能铸出来银币已经是极好的了,因为在此之前,大明并没有实质性的货币。
大明每年铸铜钱两千万枚,大约相当于两万贯,也就是两万两银子,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流通需求,只有永乐年间曾经大量铸钱,比如织田信长的族徽就是永乐通宝。
能铸银币已经是老祖宗烧高香,祖坟冒青烟了。
大明福建有银山,银的含量极低,就这还闹出了叶宗留-邓茂七的民乱,那是正统十三年,一场由福建波及五省之地的百万之众的巨大民乱,其规模甚至超过了黄巢当年搞出的动静。
大明一共两次主少国疑,一次是正统年间的明英宗,三杨辅政,一次是万历年间,张居正辅国。
朱翊钧始终觉得历史给三杨太多的赞誉,三杨并没有教育好明英宗,更没有留下一个鼎盛的大明朝,远不如张璁、张居正当国时的成就。
人家张居正给朱翊钧留下了能霍霍三十年的遗产,三杨留给明英宗的可是个千疮百孔,国事危如累卵的大明朝,都是文臣,三杨饱受赞誉,张居正居然混了个褒贬不一。
大明全境一年能出十万两白银,这都算是丰年了,这点银子根本不够用了发行货币。
现在得益于海外白银的输入,大明终于将白银货币化提上了日程,而负责这一切的是新入阁的大司徒王国光。
杨博曾经说过,王国光慎独,就是特立独行,志向高洁不愿意与旁人同流合污,他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儿,他的主张是国富民强,而不是富国强兵,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,是同志、同行、同乐之人。
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,说葛守礼憨直,说王国光慎独,杨博看人真的很准。
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,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,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,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,在五年的时间内,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,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,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,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,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,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。
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,黔国公已经表态,全力支持,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,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,要人给人、要粮给粮,平整官道驿路、疏浚水路、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,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。
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,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,如何通过开采滇铜,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,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。
因为在云南,大明朝廷的影响力,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,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,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,交通、经济、文化等等,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,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。
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,云南这个地方,一直属于外藩,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,不过区区三百年,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,除去胡元宽纵统治,云南地方,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,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。
在大明初建的时候,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,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,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。
大明强,则黔国公府强,大明弱,则黔国公府弱,大明亡,则黔国公府亡,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,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、长崎总督府的关系。
共兴衰、同荣辱。
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,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,云南、吕宋、长崎,都远在天边,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,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,实在是有些高谈阔论。
制度探索,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
这也就是为何国姓正茂老是给皇帝送美女的原因之一,皇帝虽然到不了吕宋,但是知道吕宋现状的女子,是陛下的枕边人,那么吕宋在皇帝的眼里,会更加真实几分。
王国光通过经济的手段在进步的集权,集权,是帝制之下制度设计的必然。
朱翊钧让冯保送走了两位臣子,单独留下了侯于赵,然后带侯于赵来到了宝岐司,宝岐司有多种农作物,五年如一日,朱翊钧都在亲事农桑,亲自侍弄这些花农作物,他已经从那个养绿萝都会死的种植黑户成为了农学家。
在这个年代,朱翊钧自称自己是农学家,一点都不过分,他已经将徐贞明注解的所有农书看完,并且校对,徐贞明一直在对甘薯经修修补补,对甘薯的定位仍然十分明确,是救荒粮,是补充作物。
而徐贞明的研究重点,从甘薯也开始转移到了稻谷,稻谷的改良要比徐贞明想象的要难,而且是难得多,徐贞明打算用一生去追寻稻谷谷种的改良。
侯于赵作为屯耕大家和徐贞明这个农学家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,朱翊钧默默的离开,没有打扰两人。
农桑之事,是朱翊钧最保守的领域,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的,推动着农桑的进步。
民以食为天。
朱翊钧回到了广寒殿,坐在御书房的书桌上,拿出了一封信,信是戚继光写给小皇帝的,时隔半个月多,戚继光终于写了封信给皇帝,解释了自己为何要进军应昌。
在戚继光看来,哪怕是把他戚继光、李如松、陈大成、麻锦、万余精锐都葬送到了应昌,能换来大鲜卑山山道的完全控制权,对大明而言,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戚继光送到皇宫的是书信,不是奏疏,不走兵部,不过内阁,是私人信件,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私下沟通。
是朱翊钧先给戚继光写信的,戚继光不在京师,朱翊钧就会一月三份书信给戚继光,唠叨自己的习武进度,碎碎念一些贱儒的恶心,碎碎念一些朝中党争。
写信,是朱翊钧从张居正那里学来的,一种非正式沟通的手段,这些书信是不为人知的,不被古今通集库收录的私人信件。
戚继光在书信里提到了金国末年的一支奇兵,忠孝军。
忠孝军是在金国末年组建的,金国的历史,大明读过的都少之又少,甚至连金国本身,都显得很陌生。
金国起于辽东,灭掉辽国后,再灭北宋,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,占据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。
成吉思汗起于漠北,不断吞并草原诸多部落,对金国不断攻伐,金国丢了自己的龙兴之地辽东,龟缩于关内,不敢擅动,面对成吉思汗的攻伐,金国选择当了缩头乌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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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工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雕刻出来的。”王国光揭晓了谜题,不是轧印,是雕刻。
“原来如此,大司徒费心了。”朱翊钧立刻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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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真的不是故意的,只是对金银之物天然敏锐罢了。
王国光本来想用银币、银锭和假银锭来告诉大明皇帝,白银为何无法充当货币。
铅锡铜合金质地极硬,为了搞那么真的假银币,王国光费了天大的劲儿,要知道给铅锡铜印花真的太难太难了,他给皇帝呈送的根本不是印花,而是用的手工雕刻的手法,达到一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做出来的。
制作这么一枚假银币的工本费,就远远超过了一两银子的价值。
结果到了皇帝手里没多久,就凭借不能言表的愉悦感给破解了,明明没什么差别,但是皇帝硬生生的感觉出来了,王国光去哪里说理去?
皇帝的天赋异禀打乱了王国光的叙事结构,但他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说明白了。
白银更加确切的说是银锭,不适合做为通用货币使用,因为不适合贸易的根本,交换。
白银太过于贵重,而且容易仿造,造假极多,充斥在市场上的假银锭阻碍了大明商品的交换,进而阻碍了大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蜕变的进程,而银币不会,因为真正的白银延展性极好,可以印花,制造出极为精美的银币,可以充分履行货币的职责。
这就是王国光从大明猪圈里的白银谈起,势要豪右、富商巨贾囤银子,不是主动而是被动,因为他们也不确信自己用货物一定能获得真金白银,索性直接埋进土里囤积起来,这是万历五年十二月,这个时候违约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,欺骗之后逃之夭夭,极难寻觅。
从最开始铸币的时候,户部、工部、内帑都不断的强调,铸币不精美,不如不铸币。
银币的防伪不是依靠它可以吹响,而是依靠它精美的花纹,因为其他金属没有这么好的延展性,不容易印花,就是比重相同,手感相同,但是因为延展性的缘故,精美的花纹才是它最大的防伪之处。
大明的铸币轧机用的是水力螺旋轧机,可以施加巨大的压力在银条上压出精美的花纹,想要达到这种效果,当下大明唯有朝廷有这种能力。
王国光也宣布了自己入阁的政治宣言,他要将大明的白银全都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,这样一来,一条鞭法才有施政的基础。
朱翊钧详细的听完了王国光的奏禀,对王国光的奏疏非常赞同,铸币的过程,大明可以收取铸币税。
铸币税,就是在铸币过程中的火耗,大明的银币的白银含量为九成,添加进去的铅锡铜就是利钱,如果大明狠狠心,可以往下降一点,甚至做成铅锡铜内芯,外面蒙皮,就看朝廷的财政状况了,朝廷财政状态良好,铸币的白银含量高,朝廷财政状态糜烂,那铸币的白银含量就低。
两宋用实践证明过,降低贵金属含量的铸币,完全是在自掘坟墓,因为货币的贵金属含量,在当下就是朝廷信誉的代表。
北宋时候,朝廷铸铜钱一年超过五十亿枚,到了末年的时候,宋徽宗赵佶,就让蔡京一步步的降低铜钱中铜的含量,增加铁的含量,后来干脆全部铸造铁钱,慢慢的连铁钱都不铸了,开始用钱引、交子对下收割,朝廷的信用开始破产。
这个信誉崩溃的过程有点像大明宝钞贬值到擦屁股都嫌硬的过程。
王国光说了很多铸币的好处,有规范样式、便于流通、大利商贸、利于大明小农经济蜕变、促进商业发展,要说货币的作用,王国光能三天三夜说不完,对于大明几近于糜烂的财经事务而言,能铸出来银币已经是极好的了,因为在此之前,大明并没有实质性的货币。
大明每年铸铜钱两千万枚,大约相当于两万贯,也就是两万两银子,根本无法满足大规模流通需求,只有永乐年间曾经大量铸钱,比如织田信长的族徽就是永乐通宝。
能铸银币已经是老祖宗烧高香,祖坟冒青烟了。
大明福建有银山,银的含量极低,就这还闹出了叶宗留-邓茂七的民乱,那是正统十三年,一场由福建波及五省之地的百万之众的巨大民乱,其规模甚至超过了黄巢当年搞出的动静。
大明一共两次主少国疑,一次是正统年间的明英宗,三杨辅政,一次是万历年间,张居正辅国。
朱翊钧始终觉得历史给三杨太多的赞誉,三杨并没有教育好明英宗,更没有留下一个鼎盛的大明朝,远不如张璁、张居正当国时的成就。
人家张居正给朱翊钧留下了能霍霍三十年的遗产,三杨留给明英宗的可是个千疮百孔,国事危如累卵的大明朝,都是文臣,三杨饱受赞誉,张居正居然混了个褒贬不一。
大明全境一年能出十万两白银,这都算是丰年了,这点银子根本不够用了发行货币。
现在得益于海外白银的输入,大明终于将白银货币化提上了日程,而负责这一切的是新入阁的大司徒王国光。
杨博曾经说过,王国光慎独,就是特立独行,志向高洁不愿意与旁人同流合污,他就是想做自己的事儿,他的主张是国富民强,而不是富国强兵,和张居正的新政有重合的地方,是同志、同行、同乐之人。
杨博说张四维首鼠两端不为人臣,说葛守礼憨直,说王国光慎独,杨博看人真的很准。
朱翊钧和王国光聊了很久,才确定了扩大铸钱的规模,将兵仗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,从每年五十万银币的规模,在五年的时间内,升级到每年一百五十万银币,同时加大对云南滇铜的开采力度,将铸铜钱的规模从现在的每年三千万钱,在五年的时间内提升到每年三十亿钱,而滇铜的开采和铸钱,需要黔国公府的支持。
王希元前往云南任巡按主持滇铜之事,黔国公已经表态,全力支持,而且从王希元的奏疏上来看,黔国公府真的在全力支持开采滇铜,要人给人、要粮给粮,平整官道驿路、疏浚水路、遣使与土司苗民沟通有无,确保滇铜顺利开采还出滇铸钱。
黔国公府考虑的和当地势要豪右的完全不同,黔国公府的权力来自于大明皇帝的册封,如何通过开采滇铜,增加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,是黔国公府首先考虑的问题。
因为在云南,大明朝廷的影响力,实际上是通过黔国公府实现的,大明朝廷在云南的影响力越大,黔国公府的收益也就越大,交通、经济、文化等等,朝廷和黔国公府是互利共生的关系,云南郡县属于中原王朝得从忽必烈攻破大理算起。
在忽必烈灭大理之前,云南这个地方,一直属于外藩,云南这块地方归属于中国的时间,不过区区三百年,这还要算上胡元宽纵统治离散状态,除去胡元宽纵统治,云南地方,隶属于中国不过两百余年,比安南国隶属于中国的时间还短。
在大明初建的时候,云南仍有大量的土司,而这些土司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,随着黔国公府的日拱一卒已经逐渐消亡。
大明强,则黔国公府强,大明弱,则黔国公府弱,大明亡,则黔国公府亡,这是大明朝廷和黔国公府的关系,也是大明朝廷和吕宋总督府、长崎总督府的关系。
共兴衰、同荣辱。
这是开海过程中的制度探索的过程,这对皇帝而言是极其枯燥无聊的,云南、吕宋、长崎,都远在天边,甚至这辈子朱翊钧都不会过去看看,讨论一个只存在于堪舆图和奏疏里的地方,实在是有些高谈阔论。
制度探索,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
这也就是为何国姓正茂老是给皇帝送美女的原因之一,皇帝虽然到不了吕宋,但是知道吕宋现状的女子,是陛下的枕边人,那么吕宋在皇帝的眼里,会更加真实几分。
王国光通过经济的手段在进步的集权,集权,是帝制之下制度设计的必然。
朱翊钧让冯保送走了两位臣子,单独留下了侯于赵,然后带侯于赵来到了宝岐司,宝岐司有多种农作物,五年如一日,朱翊钧都在亲事农桑,亲自侍弄这些花农作物,他已经从那个养绿萝都会死的种植黑户成为了农学家。
在这个年代,朱翊钧自称自己是农学家,一点都不过分,他已经将徐贞明注解的所有农书看完,并且校对,徐贞明一直在对甘薯经修修补补,对甘薯的定位仍然十分明确,是救荒粮,是补充作物。
而徐贞明的研究重点,从甘薯也开始转移到了稻谷,稻谷的改良要比徐贞明想象的要难,而且是难得多,徐贞明打算用一生去追寻稻谷谷种的改良。
侯于赵作为屯耕大家和徐贞明这个农学家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,朱翊钧默默的离开,没有打扰两人。
农桑之事,是朱翊钧最保守的领域,他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的,推动着农桑的进步。
民以食为天。
朱翊钧回到了广寒殿,坐在御书房的书桌上,拿出了一封信,信是戚继光写给小皇帝的,时隔半个月多,戚继光终于写了封信给皇帝,解释了自己为何要进军应昌。
在戚继光看来,哪怕是把他戚继光、李如松、陈大成、麻锦、万余精锐都葬送到了应昌,能换来大鲜卑山山道的完全控制权,对大明而言,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
戚继光送到皇宫的是书信,不是奏疏,不走兵部,不过内阁,是私人信件,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私下沟通。
是朱翊钧先给戚继光写信的,戚继光不在京师,朱翊钧就会一月三份书信给戚继光,唠叨自己的习武进度,碎碎念一些贱儒的恶心,碎碎念一些朝中党争。
写信,是朱翊钧从张居正那里学来的,一种非正式沟通的手段,这些书信是不为人知的,不被古今通集库收录的私人信件。
戚继光在书信里提到了金国末年的一支奇兵,忠孝军。
忠孝军是在金国末年组建的,金国的历史,大明读过的都少之又少,甚至连金国本身,都显得很陌生。
金国起于辽东,灭掉辽国后,再灭北宋,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,占据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。
成吉思汗起于漠北,不断吞并草原诸多部落,对金国不断攻伐,金国丢了自己的龙兴之地辽东,龟缩于关内,不敢擅动,面对成吉思汗的攻伐,金国选择当了缩头乌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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